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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在水底啃食水草和水生物，会破坏整个水体的生态链条。”中科院水生所工程师魏卓说。其实，这样的担忧同样在保护区内部也有。“但没有办法，不搞一点适度开发，没有经费，其他保护工作都成了空谈。”保护区一位干部无奈道。 从养蟹到每年两次大规模对经济鱼类的捕捞，结果是故道水体渔业资源急剧恶化。 “5年前，水体比现在清多了，可以直接捧起来喝。”魏卓说。 如今，故道里鱼类群落出现了严重的小型化、低值化趋势，捕捞的鱼越来越小，越来越少。1999年，小型的和低值的鱼类占到年总渔获量的18%。无奈，保护区在滩涂上挖了几个鱼池，养起了鱼苗。按照保护区的想法，在滩涂上育苗，等到水位涨到34.5米，鱼池自然被水淹没，鱼苗就可以进入故道生长，成为江豚的食物。 耐人寻味的是，240亩的鱼池土地，竟是保护区从私人那里租借的。而开挖鱼池更是被周边村民找到了开发滩涂的正当理由。一些村民甚至指责保护区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 “没有保护区，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是记者在天鹅洲采访村民时听到最多的声音。“生态环境当然重要，但这不是我们周边几个村庄的义务，而是全国人民的义务。”一位村民说。 当地一位基层官员则认为，现实情况是国家对保护区的支持不够，从1992年至今，国家对保护区投入不足1000万。现在我们是小政府，办大事。有关法规的刚性不强，又给我们管理增加了难度。出了问题，基层夹在中间，几头受气。 “成立保护区之初，国家对资源保护和百姓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没有预见，没有长远规划。现在的问题是，国宝重要还是人重要，生态需要保护，但经济发展跟不上，这样的保护是进行不下去的。” “现在更多的是专家重视和呼吁，而其他部门不理解我们，他们考虑的是保护区是否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对保护对象负责，可谁对我们负责？”一位保护区领导看上去很无奈。 洁净网 而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博士的看法是，天鹅洲湿地是人口稠密地区，当地经济对资源的依赖性大，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协调地方经济发展和湿地保护的矛盾。 中科院水生所张先锋博士认为，由于当地对整个湿地的功能、发育等方面的监测和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其对当地持续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造成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存在着盲目性。一个好的保护区，应该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能和周边居民和地方经济实现和谐发展。 6月6日，农业部一位官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国家建设保护区，始终强调地方支持，强调保护区与周边达到“共管”的目的，调动周边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既然保护区定在那里，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就要支持。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下来，全国人民都受益。这位官员同时表示，根本上说，国家财政还未达到理想的水平，但保护区不能因此停止建设。 6月7日，天鹅洲湿地管委会书记陈明新告诉记者，管委会准备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用10到20年时间，统一组织管理好保护区，恢复原始生态面目，在保护的前提下，搞好生态旅游。 (责任编辑：admin) |
